母校那些人，母校那些事

作者简介：成国申，男，1961-1964就读于初中40班，大学学历，副编审。系中国《发现》杂志社理事，河北省地方志学会会员。先后在定县化肥厂、定县第二农技校、赵庄公社、东车寄中学、定州市第二中学、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历任工厂车间主任、团委会组织委员、高中语文、政治教研组长、教导处干事、公社党委副书记、《定州市志》副主编等职。

他担任中学教师时，所任政治学科高考评优中成绩多次名列保定第一、第二名，多次获保定地区行署授予的“学科优胜奖”。所教学生不少考入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桃李遍布天下。编修地方志以来，主编或编辑出版《定州市志》、《定州市风物志》、《定州简史》、《保定年鉴》、《定州市首届修志文论集》等专著12部，计600余万字。其中《定州市志》获河北省政府一等奖；《保定年鉴》获国家二等奖。为《河北省志》、《河北年鉴》等书提供稿件10余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我为<定州市志·军事志>写概述》、《首届修志总结阶段要重视志书的纠谬工作》、《定州志书源流谈》、《新编地方志应为中共地方党组织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关于道光<定州志>及其续志—咸丰<定州续志>》等学术论文20余编。论文被多部书籍收录。其中《我为<定州市志·军事志>写概述》获“2001年度全国优秀社科论文奖”一等奖。多次被评为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其业绩被收入《中国地方志主编名典》、《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中国专家大辞典》和《保定首届修志纪实》等书。

母校那些人，母校那些事

 欣逢母校李亲顾中学六十周年校庆，邀请并嘱我写一点回忆性的东西。离开母校已五十年了，回想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使我终生难忘。

母校教我宽容，母校教我诚实，母校教我感恩，母校教我奋进。茫茫红尘，芸芸众生，看惯了世态炎凉，历尽了误会不平，能事业小成，平安至今，母校教诲，恩泽终生。

一、报到没有录取通知书

入学时，我没有带录取通知书，不是忘了，也不是丢了，是通知书被弟妹们撕碎玩了。

因为兄弟姐妹多，村里穷，家里穷，父亲一直反对我上学。他坚持自己的信条：上学不顶饭吃；咱家没有上学的料。我是在母亲的袒护下，三经辍学，历时九年，方勉强读完小学。初中升学考试，是本村教初小的祝老师给我一元钱交报名费，才参加了升学考试。录取通知书到来的当天，出于好奇，弟弟妹妹们将录取通知书撕碎玩了。几天后，我从姥姥家回来，才闻此事。录取通知书没了，学当然是上不成了。我哭，母亲陪着我掉泪，父亲叹着气：“私凭文书官凭印，干部全凭介绍信。没了通知书……命，命是没法的事！”

我偏不相信命。我要读书，我要挣钱、盖房子，让弟弟们都娶上媳妇。我所在的市庄完小甲班50多人，只考上我们5个，乙班只考上4个，我村只考上我一个。我的作文《我的家乡》被印成范文分发全校，与初中招生统考作文《我的家乡变了样》押对了题。语文老师赵大乱曾多次说我很有前途。在班主任李文学老师鼓励下，我决定去报到。

背着被子，步行15里路，我来到李亲顾中学，已是晚九点多钟。门口一个大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学校南院、北院一排排房子都亮着，扩音喇叭播放着戏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电灯。我家吃晚饭，是从来不点灯的，怕费油。爷爷说：“还能吃到鼻子里去了？”屋里一盏豆大小油灯，母亲妹妹两人做针线活。我趁过去看书，还嫌挡了光。这么大的灯，这么亮的夜晚，一阵激情涌上心头，我的人生充满了光明。

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告诉我：先到那儿查查你所在班级，然后去报到。电灯下，北墙上贴着四张红纸，以班为单位，写着新生的名子。我们那届新生39、40、41、42共四个班，在标着40班的一张上居然找到了我的名子。

大概我是唯一一个没带录取通知书的新生。心里忐忑不安：八成被轰了回去。接待我的是一个姓邵的老师。后来，我知道他是我的班主任。邵老师中等个，眼睛大大的，胡子没有刮。我低着头，说录取通知书被弟妹们撕着玩了。邵老师没说什么，翻了一下本子，里边有新生的照片。抬头看看我，自言自语地说：“不错，人能对上”。用手指指：“去北面西数第二个教室！”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明亮的电灯，宽大的教室，50双对着我的眼睛。母校伸开双臂，拥抱了我这个没进校门就犯了错误的学子。

我们40班有50多名同学，男女生差不多各占一半，大部分是农村来的，衣服好坏不一。两人一张课桌，每人一个凳子，不象我们初小爬坯台，高小的课桌是四个人共用一块长条板子。课桌有抽屉，书包不用放在脚下地上了。尤其那个凳子，枣红漆，光亮亮。我在完小两年没有坐过凳子，家里根本没凳子。吃饭时，大人坐木头墩，或坐麦秸编的草墩，孩子们蹲着。再说，我压根就不曾向父亲说过学校没凳子，恐怕父亲不让我上学读书。在市庄完小读书，都是站在挨墙那一头，一站就是两年。偶有新老师上课，常常问：“那位同学站起来，有什么听不懂的吗？”同学大笑：“他没凳子！”有人请病、事假什么的不到校，同学们争着将凳子搬给我，我才可以一天坐着听课。

我居然有了自己的凳子，不用再站着读三年初中了。那是一个枣红漆的凳子，很沉，大概是槐木的，或是榆木的。我擦了又擦，轻轻坐上，那个舒服，那个稳当。我想：将来挣了钱，先给弟妹们买个凳子，上学坐。

晚上班里点名，点到我。邵老师说：“这是那个丢了通知书的成国申同学”。我低下头，邵老师已认识我了，心里甜甜的。我想，总有一天，邵老师会喊：“考试成绩第一名，成国申。”那时我会离开我心爱的凳子，答：“到”。

二、邵老师给我一根拐棍

说是拐棍，实际是一根铁锨柄。

入校第一个星期是漫长的，我们都想家，有的女生偷偷哭。总算要回家过星期日了，邵老师讲了许多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一条是：中学生是大人了，要遵守纪律；学校纪律是铁的，无论什么情况，也要按时返校。

我家兄妹多，能干活的少。放假的当天下午，我就去浇地，天晚背着铁锨回家。路上，铁锨脱了，正巧砍破我的后脚跟，伤口半寸长，流血不止。平时在家拾柴打草，砍破手脚是经常的事。那时不懂什么消毒，更没有纱布、创可帖。只是用手指在地上划一个十字，取中间的土抹抹伤口了事。不过这次伤太大，划了三个十字，抹了三把土，也没止住血。第二天到了返校的时间，母亲不让我走，这么深的伤，去了不放心。我坚持返校，邵老师说来，学校纪律是铁的，必须按规定返校。于是，我背着背包，步行15里，返回李亲顾中学。

由于没有消毒，每天只是划十字取土随便抹一抹，伤口很快发了炎，不时流浓流血，一拐一拐的，扶着墙、顺着墙根走路，吃饭同学帮着打。一天，邵老师叫住我，递给我一根旧铁锨柄，让我当拐棍，“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可以捎假条请假。也怪我当初没有讲清楚。”邵老师说。随后，他教给我请假条的格式。

熄灯过后，邵老师到宿舍来查铺。我们宿舍有13个人，南北两溜通铺，都没睡着，爬在被窝里，面面相嘻。全宿舍都留着短发，只有我一个剃光头。邵老师坐在我旁边，不时摸摸我的光头。我生在一个封闭守旧的小村庄，从小由父亲剃头，没听说有什么理发师之类。村子里的孩子都是光头。偶见外村留发青少年路过，我们三五成群，跟在人家背后一遍又一遍地喊：“外国的鸡，外国的牛，外国的小子留洋头！”喊急了，人家回过头来，边追边骂：“说你爹哩！”我们一轰而散。人走远后，再聚起来追着喊。邵老师说：“你喊一遍试试。”我爬起来，大声喊了一遍：“外国的鸡，外国的牛……”。邵老师说：“咱们都成了外国的鸡、外国的牛了。”我才想起邵老师也留着长发。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邵老师说：“和尚才光头，你是拄拐棍的和尚吧！”连连摸着我的头：“和尚！和尚！”同学们也齐喊我“和尚”。我知道，邵老师已喜欢上我这个光着头，拄着铁锨柄的农村孩子。一个月后，我花了5分钱，请人理发，第一次没有剃光头，也是第一次花钱理发。从此，我也留起“洋头”。

我每天照样拄着邵老师给我的铁锨柄，上课时放在教室一角，下课了同学们抢着拿给我。常说人穷命硬，那么深的伤，没有一滴药，一个月后，我的伤竟然好了，我才将铁锨柄还给邵老师。

三、杜老师借给我一条棉被

在我接到李亲顾中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母亲哭了。原来上午母亲与几个妇女一块做针线，听隔壁绰号“大女人”的老奶奶说，她的一个亲戚去年考上中学，带了三新的被褥，作了两身新衣服，小箱子、小背包、牙刷、牙膏、洗脸盆齐全，另外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母亲听了立刻就傻了眼。当时我家太穷，兄弟又多，孩子们几个人合盖一条被子，我和三弟打通腿睡觉。被子是老粗布，老被套，尺寸又小。不要说自行车、三新的被褥根本置办不起，就是牙刷牙膏，母亲半辈子也没用过。

送我上学那天，我背的是母亲在家中挑的最好的一条被子，洗得干干净净，破洞处用旧布贴得严严实实，用烙铁烙得平平展展。但是，说老实话，盖在身上仍有一种铁板的感觉。被子又短，晚上睡觉时，露着双肩，一拽，脚就出来了。我只好按我大爷爷教给我的办法，“炕凉皮暖热，被子短了拽衣裳。”

春节放假，为了给家省下一张吃饭的嘴，我申请留校过年。放假的当天，天降大雪，西北风呼呼乱叫。宿舍里没生火，又不能象往常一样，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冻得一晚没能睡着。天亮后，杜水泉老师给我抱来一条棉被，说是亲戚放假回家留在他哪儿的。我连说不冷，推辞再三，看到杜老师那严厉而亲切的目光，只好收下。

那是一条粗布作的被子，被表是红、兰、白三种粗布线交替织成的格子，被里是白色的。为防把被子弄脏，我用它来压风，脚头挨墙处用我的裤子隔开。当天晚上，暖和极了，不知是被暖还是杜老师的心暖。

我发现挨我睡觉的小彭同学的被子也不厚，于是把被子横过来，两人合用一条被子压风。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上边。当晚半夜，小彭尿了床，被子湿了半截。他提出用杜老师的压风被挨身子，等天亮晒干，再换过来。我虽然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他。不想，第二天晚上，他又尿湿了被子，于是又换杜老师的被子挨身盖。如此半个月的春节假期，他挨身子盖了十多宿。那时节，我们不洗澡，不洗头，不穿内衣，睡觉总脱得光光的。半月下来，杜老师的被子弄得黑一片黄一片的。

再过两天就开学了，不能把尿湿的被子还杜老师。我告诉小彭，今晚你再尿湿被子，也不能换杜老师的被子挨身子，万一尿了，大冷天的，晒不干，没法还杜老师。 哪知，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小彭大哭大叫起来。 他又尿床了。 没办法，我只好又答应他挨身盖杜老师的被子。但条件是，万不能把被子再尿湿了，不然明天晒不干，后天开学就没法还杜老师了。我说：“再尿湿了，我揍你个老苦！”

那时每个宿舍有一个木桶，将尿撒在桶里，天亮由值日生抬出倒掉。因为桶小尿多，每天尿得满满的，桶周围流一片，结成一圈冰，桶也不好抬。于是，人们就摸黑偷偷钻到别的男生宿舍去撒尿，也常有人钻到我们宿舍撒尿的。天黑看不清是本宿舍还是外宿舍的人在撒尿，所以只要听见尿声，就喊：“滚出去！”外宿舍的人就逃之夭夭。

既怕尿了被子，又怕尿在本宿舍里值日生又有意见。这一晚，小彭一趟一趟地往人家宿舍去撒尿，不断听到喊不迭的“滚出去！”终究还是被人捉住了。于是，一个同学闯进我们宿舍里，将小彭盖的被子拖出去，凉在门口的铁丝上。

当受了一通教育的小彭赤条条地回到我们宿舍，才知道自己的被子被晒在院子里。当天天下大雪，刮着北风。小彭骂了一会儿街，只好自己抱回来。我一看，正是杜老师的那条被子，一片湿一片黄一片黑的。

我害怕极了。后天就开学了，这可怎么还杜老师呢？还是小彭有办法。他说：“你不是会缝扣子吗？咱们将被子拆了，里和表都翻一下，缝上，杜老师不就看不出来了吗？”事已至此，只好由他。吃过早饭，我俩将被子拆开。为了怕弄错位置做不上，边拆边作记号，怎么拆的，还怎么缝，里表都翻了个个儿，不一会就缝上了。这时我才想起，被子没有洗。

第二天上午，是春节后开学的日子。我双手捧着我们做的被子去还杜老师。杜老师看也没看，说：“放那儿吧”。

我知道自己办了一件坏事，是我平生第一件对不住人的事，几天不敢抬头，尤其杜老师的物理课，平时课堂活跃的我再也不敢举手回答问题。路上遇见，赶紧躲开。我的变化，到底还是被杜老师发现。他追问出了什么事，我哭着把被子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准备挨批、痛骂，甚至拳脚。不想杜老师轻轻笑笑：“我真没看出来，一个男孩子居然会做被子。被子是亲戚的，让她拆洗重做吧。”

杜老师象往常一样关心我，让我当了生活委员。毕业时，他说：“你家这么困难，考师范吧，上学不花钱，将来有个教书的活干，能说上个媳妇。”我以各科平均分86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定县师范。从此以后，娘供我粗布衣，党给我日三餐，才成就了我后来执掌教鞭，著书立说。

前些日子，在定州城北街遇到了杜水泉老师。老人家的目光里还是透着严厉和慈祥。那条被子的事他大概早已忘记了，但我一生一世也不能忘记：红、兰、白三种线织成的格子，白色的粗布里……。

四、那4元助学金

入学前父亲就说过：“反正家里没钱，早晚你这书就念不成。”我能坚持下来，每月4元助学金起了关键作用。

每逢月初，学校将助学金以每人月均1元，以班为单位下发，视学生家庭状况重点使用。我们班除一个孤儿烈属每月6元，一个孤儿每月5元外，每月4元的有我们4个人，应该说，是全班最高的了。当时的伙食费每月6元。我的4元只能入伙吃三周。其余一周，靠自己想办法。一是走读，二是每周带熟食住校。

我家离学校15里路，没有自行车，每天往返30里。没有钟表，每天望星星起床。有一次阴天，我起得太早，步行15里到学校，天还没亮。为了找个伴，我绕道3里去韩家庄找一个叫造兴的同学。但不久，造兴也不上学了。原因我知道，那天清晨我碰上造兴的爹娘为让不让造兴上学的事在街上对吵：“造兴他爹，你胡扯瞎扯！”“造兴他娘，你胡讲瞎讲！”

那时，正逢国家三年困难，人们都很苦，我家更苦。我们村是全县有名的穷村，盐咸地不长庄稼，春天风一刮，一片白烟，人称“小干巴城村”，连树叶都叫人们吃光了，村子干干巴巴毫无生气，每年靠吃国家返销粮度日。有一年上级送给村里一头耕牛，生产队没有买缰绳的钱，结果牛跑了。村子里比我大七、八岁的那一代人中有三十多个光棍。因娶不上媳妇，有的父子反目，兄弟为仇。我兄弟姐妹七人，是村子里最苦的人家。人们常用家徒四壁形容穷，1963年大雨，我家的房子倒光了，一家九口借住小学两间南屋安身。八十多岁的爷爷借住小学东北角一间塌了半个顶的破房里。后来，国家资助125元钱，加上我暑假打草卖来的20多元，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才垒起来。糊口尚且不能，哪有“闲”钱供我上学。

秋天天短，每月不入伙的那一周我就带些熟食住校，无非是一些糠饼子、菜饼子、棉花籽饼子、煮山药之类。每天计算着吃，早晨中午各两个，晚上吃一个。常常到了周末就没有吃的，饿一天，等下午上完课回家。记得有一个月，我看见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于是给了母亲一元，剩下3元钱我凑合了一个月。有一次周五晚上已没吃的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地里捡了一包指头粗细的山药根子，用一个大黄色茶缸盛上，放到学校水房炉膛里。烧火的大师傅振林看到炉膛里有六七个大缸子，怕影响烧水，用火钩乱扒一通。同学们都吓散了。我在一旁不走。好心的振林师傅得知我已两顿没吃饭，帮我将满地山药根子捡到茶缸里，放进炉膛，说了声：“记着关火。”就走了。以后，我的黄色茶缸他再也没有扒过。

有一天，张龙申同学告诉我，校医务室有一种药叫薄荷片，用它就水可以充饥，并带我去医务室。校医李医生一见就知道张龙申又来要薄荷片。张龙申说：“我的嗓子红肿，说不出话来。”李医生让他张开口，“啊”了一声，随后给他包了5片薄荷片。李医生说：“成国申老实，不用张口了。”给我包了10片。我和张龙申就着水当了一顿饭。但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要过薄荷片吃。

那时，住宿生用大木槽打饭。早晨，住宿生将用完的木槽送到伙房。我赶紧跑过去，将沾在槽边上的粥刮刮，倒在洗净的脸盆里。好心的大师傅们故意迟迟不刷木槽，好让我多刮一点。这一盆饭就是我一天的饭食。这样饥一顿、凉一顿的，度过了三年的初中生活，我的胃落下怕寒的毛病。

好在我已经习惯了苦日子。两年完小没有凳子，每天站着上课；三年初中，没有枕头，晚上用书本当枕头。上学从来没用过书包，用一块布包书和本子。写字的纸用了正面用反面，有时捡人们上坟压在坟头上的烧纸用来当演草纸。但我想到我家祖辈没有读书的人，我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没能上学，我必须坚持下来。初中三年，历经邵老师、王计武老师、刘晓娜老师和杜水泉老师四任班主任，我的助学金一直被评为每月4元。4元的助学金使我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完成初中学业。假设没有那4元助学金，我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母校三年，生活是艰苦的，但又是充实的，也充满乐趣。每次考试，我都是班上前几名。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用来当范文讲。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全班仅考上9个人。我以各科平均分86分，高出一中录取线6分，高出李中录取线16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定县师范，回报母校对我三年的关怀。

人们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村的人说：“富人报恩用钱，穷人报恩用命。”我用我的笔来报效社会。五十年来，事业小成，著述甚丰。尽管人生坎坷，有不平，有误解，但我坚信，那不是党的过错。退休后，我参加定州市关工委工作，每天笔耕不止。今年被评为保定市关心下一代模范工作者，在大会作典型发言，题目是“愿将余辉沐春苗”。发言稿印发全保定市。

五、三次填写入团志愿书

别人加入共青团只填一次志愿书，即获批准，而我却先后填了三次。

大概是邵老师已经喜欢上我这个拄着铁锨柄当拐棍，留着光头的小个子农村孩子，再加上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就得了第一名，团支部让我填写入团志愿书。记得是白彦章同学交给我的。他问我想入团不，写过申请书不，我点点头。于是让我填了入团志愿书。白彦章是我们的团支书，邢邑镇良村庄的。他的事，下边我还要说到。

与我同时填志愿书的大概是4个同学，后来，唯独我没有批下来，只听邵老师说：“怨我，怨我！”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怨我”，当时也不懂得打听打听，更不会跑关系。

我的心情不太好，中午饭也没去吃，是白彦章送给我一个高粱面贴的饼子。白彦章长得白白的，高高的，五官端正，衣服干净整洁，字写得漂亮。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他问我“最恨什么，最厌恶什么，最爱什么人”。我说，最恨生产小队长，最厌恶村支书家的孩子，最喜欢弟兄多、家里穷、功课好的。

我从小受尽了生产小队长成记锁的气。他仗着大舅子是村支书，经常无故骂社员，常常推打象我这样的小社员。社员下地干活，他睡懒觉；晌午了，又不让收工。他在社员大会上的一句经典语言被乡亲们念叨了50年：“咱们队的这一百多号人，都在我手心里攥着。我叫你死你就得死，叫你活你就得活！”我恨透了当小队长的人，曾编顺口溜气他：“二小子，赶快长，长大了当队长。穿皮鞋，披大氅，吃了喝了就一仰。一天一个工，少了一分也不让。”我在市庄完小读书时，班里一个孩子，父亲是村支书，穿得好，吃得好，说话动手打人，总考倒数第一名。有次考试我不让他抄，当时就踹了我一脚。我恨透了村支书家的孩子。我最喜欢弟兄多、家里穷、功课好的，当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了。白彦章听了只是笑笑，没说话。

期末考试后，我第二次填写的入团志愿书又没批下来。白彦章告诉我，原因是我把表格填乱了。在志愿书的“亲属栏”中，我的舅父是群众我填成了党员，我的舅母是党员我填成了群众，与外调材料严重不符，当然就批不下来。这下我也顾不得恨生产小队长，恨村支书家的孩子了，只能恨自己。

白彦章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早晨总是第一个起床，给同学们一盆盆打好洗脸水，常不常的送给我一个从家带来的高粱面贴的饼子。他家的饼子个儿大，也不象我家的掺菜掺糠掺棉花籽。我跟他回过两次家，他的家是良村庄的，十多里路，一跑就到。他的母亲给我们做好吃的，他的父亲坐在炕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真是一家好人。

我拼命表现自己，刻苦学习，抢着值日。有次劳动掏大粪，桶掉在粪池里，我伸手就把它抓了出来，弄了两手屎。同学任兵山说：“看人家，要不人家就入团呀。”“五四”青年节上，我推开一大群上台抢着表决心的同学，对着麦克风高声念完我的入团申请书。校团委书记赵志谦老师笑着亲手接了我的申请书。

有一次，我又骂起生产小队长、村支书家的孩子。白彦章说：“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村支部书记。”我傻了，原来村支书还有那么好的，支书的孩子还有白彦章这样的。从此，我开始改变仇“官”心理，心里多了一份宽容。如果说后来的文化革命中，我对校长鲁原，对班主任李同川老师，以至对县委书记刘朝燕采取了同情和保的态度（有时是明批暗保），原因恐怕可以追溯到当年的白彦章一家。后来白彦章得了白血病，没活到初中毕业。中间我曾到他家看过他两次。他的父亲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家人将尸首埋在自家门洞里。后来听说开了全区大会，为他发葬，这是后话。

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后，我的成绩排班第二名，加上我平时积极，生活朴素，白彦章又让我填了入团志愿书，说是王吉武老师（新班主任）说的，上两次没批下来，是填表出了问题，这次一定不能出问题。

果然，时间不长，我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