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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那些人,母校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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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那些人,母校那些事

  • 分类:校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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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12-2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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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作者简介:成国申,男,1961-1964就读于初中40班,大学学历,副编审。系中国《发现》杂志社理事,河北省地方志学会会员。先后在定县化肥厂、定县第二农技校、赵庄公社、东车寄中学、定州市第二中学、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历任工厂车间主任、团委会组织委员、高中语文、政治教研组长、教导处干事、公社党委副书记、《定州市志》副主编等职。他担任中学教师时,所任政治学科高考评优中成绩多次名列保定

母校那些人,母校那些事

【概要描述】作者简介:成国申,男,1961-1964就读于初中40班,大学学历,副编审。系中国《发现》杂志社理事,河北省地方志学会会员。先后在定县化肥厂、定县第二农技校、赵庄公社、东车寄中学、定州市第二中学、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历任工厂车间主任、团委会组织委员、高中语文、政治教研组长、教导处干事、公社党委副书记、《定州市志》副主编等职。他担任中学教师时,所任政治学科高考评优中成绩多次名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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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成国申,男,1961-1964就读于初中40班,大学学历,副编审。系中国《发现》杂志社理事,河北省地方志学会会员。先后在定县化肥厂、定县第二农技校、赵庄公社、东车寄中学、定州市第二中学、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历任工厂车间主任、团委会组织委员、高中语文、政治教研组长、教导处干事、公社党委副书记、《定州市志》副主编等职。

他担任中学教师时,所任政治学科高考评优中成绩多次名列保定第一、第二名,多次获保定地区行署授予的“学科优胜奖”。所教学生不少考入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桃李遍布天下。编修地方志以来,主编或编辑出版《定州市志》、《定州市风物志》、《定州简史》、《保定年鉴》、《定州市首届修志文论集》等专著12部,计600余万字。其中《定州市志》获河北省政府一等奖;《保定年鉴》获国家二等奖。为《河北省志》、《河北年鉴》等书提供稿件10余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我为<定州市志·军事志>写概述》、《首届修志总结阶段要重视志书的纠谬工作》、《定州志书源流谈》、《新编地方志应为中共地方党组织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关于道光<定州志>及其续志—咸丰<定州续志>》等学术论文20余编。论文被多部书籍收录。其中《我为<定州市志·军事志>写概述》获“2001年度全国优秀社科论文奖”一等奖。多次被评为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其业绩被收入《中国地方志主编名典》、《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中国专家大辞典》和《保定首届修志纪实》等书。

 

 

母校那些人,母校那些事

 

 欣逢母校李亲顾中学六十周年校庆,邀请并嘱我写一点回忆性的东西。离开母校已五十年了,回想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使我终生难忘。

母校教我宽容,母校教我诚实,母校教我感恩,母校教我奋进。茫茫红尘,芸芸众生,看惯了世态炎凉,历尽了误会不平,能事业小成,平安至今,母校教诲,恩泽终生。

一、报到没有录取通知书

入学时,我没有带录取通知书,不是忘了,也不是丢了,是通知书被弟妹们撕碎玩了。

因为兄弟姐妹多,村里穷,家里穷,父亲一直反对我上学。他坚持自己的信条:上学不顶饭吃;咱家没有上学的料。我是在母亲的袒护下,三经辍学,历时九年,方勉强读完小学。初中升学考试,是本村教初小的祝老师给我一元钱交报名费,才参加了升学考试。录取通知书到来的当天,出于好奇,弟弟妹妹们将录取通知书撕碎玩了。几天后,我从姥姥家回来,才闻此事。录取通知书没了,学当然是上不成了。我哭,母亲陪着我掉泪,父亲叹着气:“私凭文书官凭印,干部全凭介绍信。没了通知书……命,命是没法的事!”

我偏不相信命。我要读书,我要挣钱、盖房子,让弟弟们都娶上媳妇。我所在的市庄完小甲班50多人,只考上我们5个,乙班只考上4个,我村只考上我一个。我的作文《我的家乡》被印成范文分发全校,与初中招生统考作文《我的家乡变了样》押对了题。语文老师赵大乱曾多次说我很有前途。在班主任李文学老师鼓励下,我决定去报到。

背着被子,步行15里路,我来到李亲顾中学,已是晚九点多钟。门口一个大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学校南院、北院一排排房子都亮着,扩音喇叭播放着戏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电灯。我家吃晚饭,是从来不点灯的,怕费油。爷爷说:“还能吃到鼻子里去了?”屋里一盏豆大小油灯,母亲妹妹两人做针线活。我趁过去看书,还嫌挡了光。这么大的灯,这么亮的夜晚,一阵激情涌上心头,我的人生充满了光明。

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告诉我:先到那儿查查你所在班级,然后去报到。电灯下,北墙上贴着四张红纸,以班为单位,写着新生的名子。我们那届新生39、40、41、42共四个班,在标着40班的一张上居然找到了我的名子。

大概我是唯一一个没带录取通知书的新生。心里忐忑不安:八成被轰了回去。接待我的是一个姓邵的老师。后来,我知道他是我的班主任。邵老师中等个,眼睛大大的,胡子没有刮。我低着头,说录取通知书被弟妹们撕着玩了。邵老师没说什么,翻了一下本子,里边有新生的照片。抬头看看我,自言自语地说:“不错,人能对上”。用手指指:“去北面西数第二个教室!”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明亮的电灯,宽大的教室,50双对着我的眼睛。母校伸开双臂,拥抱了我这个没进校门就犯了错误的学子。

我们40班有50多名同学,男女生差不多各占一半,大部分是农村来的,衣服好坏不一。两人一张课桌,每人一个凳子,不象我们初小爬坯台,高小的课桌是四个人共用一块长条板子。课桌有抽屉,书包不用放在脚下地上了。尤其那个凳子,枣红漆,光亮亮。我在完小两年没有坐过凳子,家里根本没凳子。吃饭时,大人坐木头墩,或坐麦秸编的草墩,孩子们蹲着。再说,我压根就不曾向父亲说过学校没凳子,恐怕父亲不让我上学读书。在市庄完小读书,都是站在挨墙那一头,一站就是两年。偶有新老师上课,常常问:“那位同学站起来,有什么听不懂的吗?”同学大笑:“他没凳子!”有人请病、事假什么的不到校,同学们争着将凳子搬给我,我才可以一天坐着听课。

我居然有了自己的凳子,不用再站着读三年初中了。那是一个枣红漆的凳子,很沉,大概是槐木的,或是榆木的。我擦了又擦,轻轻坐上,那个舒服,那个稳当。我想:将来挣了钱,先给弟妹们买个凳子,上学坐。

晚上班里点名,点到我。邵老师说:“这是那个丢了通知书的成国申同学”。我低下头,邵老师已认识我了,心里甜甜的。我想,总有一天,邵老师会喊:“考试成绩第一名,成国申。”那时我会离开我心爱的凳子,答:“到”。

二、邵老师给我一根拐棍

说是拐棍,实际是一根铁锨柄。

入校第一个星期是漫长的,我们都想家,有的女生偷偷哭。总算要回家过星期日了,邵老师讲了许多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一条是:中学生是大人了,要遵守纪律;学校纪律是铁的,无论什么情况,也要按时返校。

我家兄妹多,能干活的少。放假的当天下午,我就去浇地,天晚背着铁锨回家。路上,铁锨脱了,正巧砍破我的后脚跟,伤口半寸长,流血不止。平时在家拾柴打草,砍破手脚是经常的事。那时不懂什么消毒,更没有纱布、创可帖。只是用手指在地上划一个十字,取中间的土抹抹伤口了事。不过这次伤太大,划了三个十字,抹了三把土,也没止住血。第二天到了返校的时间,母亲不让我走,这么深的伤,去了不放心。我坚持返校,邵老师说来,学校纪律是铁的,必须按规定返校。于是,我背着背包,步行15里,返回李亲顾中学。

由于没有消毒,每天只是划十字取土随便抹一抹,伤口很快发了炎,不时流浓流血,一拐一拐的,扶着墙、顺着墙根走路,吃饭同学帮着打。一天,邵老师叫住我,递给我一根旧铁锨柄,让我当拐棍,“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可以捎假条请假。也怪我当初没有讲清楚。”邵老师说。随后,他教给我请假条的格式。

熄灯过后,邵老师到宿舍来查铺。我们宿舍有13个人,南北两溜通铺,都没睡着,爬在被窝里,面面相嘻。全宿舍都留着短发,只有我一个剃光头。邵老师坐在我旁边,不时摸摸我的光头。我生在一个封闭守旧的小村庄,从小由父亲剃头,没听说有什么理发师之类。村子里的孩子都是光头。偶见外村留发青少年路过,我们三五成群,跟在人家背后一遍又一遍地喊:“外国的鸡,外国的牛,外国的小子留洋头!”喊急了,人家回过头来,边追边骂:“说你爹哩!”我们一轰而散。人走远后,再聚起来追着喊。邵老师说:“你喊一遍试试。”我爬起来,大声喊了一遍:“外国的鸡,外国的牛……”。邵老师说:“咱们都成了外国的鸡、外国的牛了。”我才想起邵老师也留着长发。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邵老师说:“和尚才光头,你是拄拐棍的和尚吧!”连连摸着我的头:“和尚!和尚!”同学们也齐喊我“和尚”。我知道,邵老师已喜欢上我这个光着头,拄着铁锨柄的农村孩子。一个月后,我花了5分钱,请人理发,第一次没有剃光头,也是第一次花钱理发。从此,我也留起“洋头”。

我每天照样拄着邵老师给我的铁锨柄,上课时放在教室一角,下课了同学们抢着拿给我。常说人穷命硬,那么深的伤,没有一滴药,一个月后,我的伤竟然好了,我才将铁锨柄还给邵老师。

三、杜老师借给我一条棉被

在我接到李亲顾中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母亲哭了。原来上午母亲与几个妇女一块做针线,听隔壁绰号“大女人”的老奶奶说,她的一个亲戚去年考上中学,带了三新的被褥,作了两身新衣服,小箱子、小背包、牙刷、牙膏、洗脸盆齐全,另外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母亲听了立刻就傻了眼。当时我家太穷,兄弟又多,孩子们几个人合盖一条被子,我和三弟打通腿睡觉。被子是老粗布,老被套,尺寸又小。不要说自行车、三新的被褥根本置办不起,就是牙刷牙膏,母亲半辈子也没用过。

送我上学那天,我背的是母亲在家中挑的最好的一条被子,洗得干干净净,破洞处用旧布贴得严严实实,用烙铁烙得平平展展。但是,说老实话,盖在身上仍有一种铁板的感觉。被子又短,晚上睡觉时,露着双肩,一拽,脚就出来了。我只好按我大爷爷教给我的办法,“炕凉皮暖热,被子短了拽衣裳。”

春节放假,为了给家省下一张吃饭的嘴,我申请留校过年。放假的当天,天降大雪,西北风呼呼乱叫。宿舍里没生火,又不能象往常一样,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冻得一晚没能睡着。天亮后,杜水泉老师给我抱来一条棉被,说是亲戚放假回家留在他哪儿的。我连说不冷,推辞再三,看到杜老师那严厉而亲切的目光,只好收下。

那是一条粗布作的被子,被表是红、兰、白三种粗布线交替织成的格子,被里是白色的。为防把被子弄脏,我用它来压风,脚头挨墙处用我的裤子隔开。当天晚上,暖和极了,不知是被暖还是杜老师的心暖。

我发现挨我睡觉的小彭同学的被子也不厚,于是把被子横过来,两人合用一条被子压风。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上边。当晚半夜,小彭尿了床,被子湿了半截。他提出用杜老师的压风被挨身子,等天亮晒干,再换过来。我虽然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他。不想,第二天晚上,他又尿湿了被子,于是又换杜老师的被子挨身盖。如此半个月的春节假期,他挨身子盖了十多宿。那时节,我们不洗澡,不洗头,不穿内衣,睡觉总脱得光光的。半月下来,杜老师的被子弄得黑一片黄一片的。

再过两天就开学了,不能把尿湿的被子还杜老师。我告诉小彭,今晚你再尿湿被子,也不能换杜老师的被子挨身子,万一尿了,大冷天的,晒不干,没法还杜老师。 哪知,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小彭大哭大叫起来。 他又尿床了。 没办法,我只好又答应他挨身盖杜老师的被子。但条件是,万不能把被子再尿湿了,不然明天晒不干,后天开学就没法还杜老师了。我说:“再尿湿了,我揍你个老苦!”

那时每个宿舍有一个木桶,将尿撒在桶里,天亮由值日生抬出倒掉。因为桶小尿多,每天尿得满满的,桶周围流一片,结成一圈冰,桶也不好抬。于是,人们就摸黑偷偷钻到别的男生宿舍去撒尿,也常有人钻到我们宿舍撒尿的。天黑看不清是本宿舍还是外宿舍的人在撒尿,所以只要听见尿声,就喊:“滚出去!”外宿舍的人就逃之夭夭。

既怕尿了被子,又怕尿在本宿舍里值日生又有意见。这一晚,小彭一趟一趟地往人家宿舍去撒尿,不断听到喊不迭的“滚出去!”终究还是被人捉住了。于是,一个同学闯进我们宿舍里,将小彭盖的被子拖出去,凉在门口的铁丝上。

当受了一通教育的小彭赤条条地回到我们宿舍,才知道自己的被子被晒在院子里。当天天下大雪,刮着北风。小彭骂了一会儿街,只好自己抱回来。我一看,正是杜老师的那条被子,一片湿一片黄一片黑的。

我害怕极了。后天就开学了,这可怎么还杜老师呢?还是小彭有办法。他说:“你不是会缝扣子吗?咱们将被子拆了,里和表都翻一下,缝上,杜老师不就看不出来了吗?”事已至此,只好由他。吃过早饭,我俩将被子拆开。为了怕弄错位置做不上,边拆边作记号,怎么拆的,还怎么缝,里表都翻了个个儿,不一会就缝上了。这时我才想起,被子没有洗。

第二天上午,是春节后开学的日子。我双手捧着我们做的被子去还杜老师。杜老师看也没看,说:“放那儿吧”。

我知道自己办了一件坏事,是我平生第一件对不住人的事,几天不敢抬头,尤其杜老师的物理课,平时课堂活跃的我再也不敢举手回答问题。路上遇见,赶紧躲开。我的变化,到底还是被杜老师发现。他追问出了什么事,我哭着把被子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准备挨批、痛骂,甚至拳脚。不想杜老师轻轻笑笑:“我真没看出来,一个男孩子居然会做被子。被子是亲戚的,让她拆洗重做吧。”

杜老师象往常一样关心我,让我当了生活委员。毕业时,他说:“你家这么困难,考师范吧,上学不花钱,将来有个教书的活干,能说上个媳妇。”我以各科平均分86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定县师范。从此以后,娘供我粗布衣,党给我日三餐,才成就了我后来执掌教鞭,著书立说。

前些日子,在定州城北街遇到了杜水泉老师。老人家的目光里还是透着严厉和慈祥。那条被子的事他大概早已忘记了,但我一生一世也不能忘记:红、兰、白三种线织成的格子,白色的粗布里……。

四、那4元助学金

入学前父亲就说过:“反正家里没钱,早晚你这书就念不成。”我能坚持下来,每月4元助学金起了关键作用。

每逢月初,学校将助学金以每人月均1元,以班为单位下发,视学生家庭状况重点使用。我们班除一个孤儿烈属每月6元,一个孤儿每月5元外,每月4元的有我们4个人,应该说,是全班最高的了。当时的伙食费每月6元。我的4元只能入伙吃三周。其余一周,靠自己想办法。一是走读,二是每周带熟食住校。

我家离学校15里路,没有自行车,每天往返30里。没有钟表,每天望星星起床。有一次阴天,我起得太早,步行15里到学校,天还没亮。为了找个伴,我绕道3里去韩家庄找一个叫造兴的同学。但不久,造兴也不上学了。原因我知道,那天清晨我碰上造兴的爹娘为让不让造兴上学的事在街上对吵:“造兴他爹,你胡扯瞎扯!”“造兴他娘,你胡讲瞎讲!”

那时,正逢国家三年困难,人们都很苦,我家更苦。我们村是全县有名的穷村,盐咸地不长庄稼,春天风一刮,一片白烟,人称“小干巴城村”,连树叶都叫人们吃光了,村子干干巴巴毫无生气,每年靠吃国家返销粮度日。有一年上级送给村里一头耕牛,生产队没有买缰绳的钱,结果牛跑了。村子里比我大七、八岁的那一代人中有三十多个光棍。因娶不上媳妇,有的父子反目,兄弟为仇。我兄弟姐妹七人,是村子里最苦的人家。人们常用家徒四壁形容穷,1963年大雨,我家的房子倒光了,一家九口借住小学两间南屋安身。八十多岁的爷爷借住小学东北角一间塌了半个顶的破房里。后来,国家资助125元钱,加上我暑假打草卖来的20多元,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才垒起来。糊口尚且不能,哪有“闲”钱供我上学。

秋天天短,每月不入伙的那一周我就带些熟食住校,无非是一些糠饼子、菜饼子、棉花籽饼子、煮山药之类。每天计算着吃,早晨中午各两个,晚上吃一个。常常到了周末就没有吃的,饿一天,等下午上完课回家。记得有一个月,我看见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于是给了母亲一元,剩下3元钱我凑合了一个月。有一次周五晚上已没吃的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地里捡了一包指头粗细的山药根子,用一个大黄色茶缸盛上,放到学校水房炉膛里。烧火的大师傅振林看到炉膛里有六七个大缸子,怕影响烧水,用火钩乱扒一通。同学们都吓散了。我在一旁不走。好心的振林师傅得知我已两顿没吃饭,帮我将满地山药根子捡到茶缸里,放进炉膛,说了声:“记着关火。”就走了。以后,我的黄色茶缸他再也没有扒过。

有一天,张龙申同学告诉我,校医务室有一种药叫薄荷片,用它就水可以充饥,并带我去医务室。校医李医生一见就知道张龙申又来要薄荷片。张龙申说:“我的嗓子红肿,说不出话来。”李医生让他张开口,“啊”了一声,随后给他包了5片薄荷片。李医生说:“成国申老实,不用张口了。”给我包了10片。我和张龙申就着水当了一顿饭。但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要过薄荷片吃。

那时,住宿生用大木槽打饭。早晨,住宿生将用完的木槽送到伙房。我赶紧跑过去,将沾在槽边上的粥刮刮,倒在洗净的脸盆里。好心的大师傅们故意迟迟不刷木槽,好让我多刮一点。这一盆饭就是我一天的饭食。这样饥一顿、凉一顿的,度过了三年的初中生活,我的胃落下怕寒的毛病。

好在我已经习惯了苦日子。两年完小没有凳子,每天站着上课;三年初中,没有枕头,晚上用书本当枕头。上学从来没用过书包,用一块布包书和本子。写字的纸用了正面用反面,有时捡人们上坟压在坟头上的烧纸用来当演草纸。但我想到我家祖辈没有读书的人,我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没能上学,我必须坚持下来。初中三年,历经邵老师、王计武老师、刘晓娜老师和杜水泉老师四任班主任,我的助学金一直被评为每月4元。4元的助学金使我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完成初中学业。假设没有那4元助学金,我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母校三年,生活是艰苦的,但又是充实的,也充满乐趣。每次考试,我都是班上前几名。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用来当范文讲。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全班仅考上9个人。我以各科平均分86分,高出一中录取线6分,高出李中录取线16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定县师范,回报母校对我三年的关怀。

人们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村的人说:“富人报恩用钱,穷人报恩用命。”我用我的笔来报效社会。五十年来,事业小成,著述甚丰。尽管人生坎坷,有不平,有误解,但我坚信,那不是党的过错。退休后,我参加定州市关工委工作,每天笔耕不止。今年被评为保定市关心下一代模范工作者,在大会作典型发言,题目是“愿将余辉沐春苗”。发言稿印发全保定市。

五、三次填写入团志愿书

别人加入共青团只填一次志愿书,即获批准,而我却先后填了三次。

大概是邵老师已经喜欢上我这个拄着铁锨柄当拐棍,留着光头的小个子农村孩子,再加上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就得了第一名,团支部让我填写入团志愿书。记得是白彦章同学交给我的。他问我想入团不,写过申请书不,我点点头。于是让我填了入团志愿书。白彦章是我们的团支书,邢邑镇良村庄的。他的事,下边我还要说到。

与我同时填志愿书的大概是4个同学,后来,唯独我没有批下来,只听邵老师说:“怨我,怨我!”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怨我”,当时也不懂得打听打听,更不会跑关系。

我的心情不太好,中午饭也没去吃,是白彦章送给我一个高粱面贴的饼子。白彦章长得白白的,高高的,五官端正,衣服干净整洁,字写得漂亮。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他问我“最恨什么,最厌恶什么,最爱什么人”。我说,最恨生产小队长,最厌恶村支书家的孩子,最喜欢弟兄多、家里穷、功课好的。

我从小受尽了生产小队长成记锁的气。他仗着大舅子是村支书,经常无故骂社员,常常推打象我这样的小社员。社员下地干活,他睡懒觉;晌午了,又不让收工。他在社员大会上的一句经典语言被乡亲们念叨了50年:“咱们队的这一百多号人,都在我手心里攥着。我叫你死你就得死,叫你活你就得活!”我恨透了当小队长的人,曾编顺口溜气他:“二小子,赶快长,长大了当队长。穿皮鞋,披大氅,吃了喝了就一仰。一天一个工,少了一分也不让。”我在市庄完小读书时,班里一个孩子,父亲是村支书,穿得好,吃得好,说话动手打人,总考倒数第一名。有次考试我不让他抄,当时就踹了我一脚。我恨透了村支书家的孩子。我最喜欢弟兄多、家里穷、功课好的,当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了。白彦章听了只是笑笑,没说话。

期末考试后,我第二次填写的入团志愿书又没批下来。白彦章告诉我,原因是我把表格填乱了。在志愿书的“亲属栏”中,我的舅父是群众我填成了党员,我的舅母是党员我填成了群众,与外调材料严重不符,当然就批不下来。这下我也顾不得恨生产小队长,恨村支书家的孩子了,只能恨自己。

白彦章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早晨总是第一个起床,给同学们一盆盆打好洗脸水,常不常的送给我一个从家带来的高粱面贴的饼子。他家的饼子个儿大,也不象我家的掺菜掺糠掺棉花籽。我跟他回过两次家,他的家是良村庄的,十多里路,一跑就到。他的母亲给我们做好吃的,他的父亲坐在炕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真是一家好人。

我拼命表现自己,刻苦学习,抢着值日。有次劳动掏大粪,桶掉在粪池里,我伸手就把它抓了出来,弄了两手屎。同学任兵山说:“看人家,要不人家就入团呀。”“五四”青年节上,我推开一大群上台抢着表决心的同学,对着麦克风高声念完我的入团申请书。校团委书记赵志谦老师笑着亲手接了我的申请书。

有一次,我又骂起生产小队长、村支书家的孩子。白彦章说:“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村支部书记。”我傻了,原来村支书还有那么好的,支书的孩子还有白彦章这样的。从此,我开始改变仇“官”心理,心里多了一份宽容。如果说后来的文化革命中,我对校长鲁原,对班主任李同川老师,以至对县委书记刘朝燕采取了同情和保的态度(有时是明批暗保),原因恐怕可以追溯到当年的白彦章一家。后来白彦章得了白血病,没活到初中毕业。中间我曾到他家看过他两次。他的父亲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家人将尸首埋在自家门洞里。后来听说开了全区大会,为他发葬,这是后话。

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后,我的成绩排班第二名,加上我平时积极,生活朴素,白彦章又让我填了入团志愿书,说是王吉武老师(新班主任)说的,上两次没批下来,是填表出了问题,这次一定不能出问题。

果然,时间不长,我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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