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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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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8-12-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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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作者简介:马瑛1920年8月生于定州马阜才村,1935年就读于李亲顾中学前身李亲顾高小,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八支队宣传员、定州抗日救国动员会锄奸部工作员、县特派员,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三十团二连指导员,中共晋察冀第四地委党校队长、第四军分区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三旅组织科副科长、随营学校党总支书记、工兵营政委、四纵队补训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

我的学生时代

【概要描述】作者简介:马瑛1920年8月生于定州马阜才村,1935年就读于李亲顾中学前身李亲顾高小,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八支队宣传员、定州抗日救国动员会锄奸部工作员、县特派员,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三十团二连指导员,中共晋察冀第四地委党校队长、第四军分区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三旅组织科副科长、随营学校党总支书记、工兵营政委、四纵队补训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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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瑛1920年8月生于定州马阜才村,1935年就读于李亲顾中学前身李亲顾高小,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八支队宣传员、定州抗日救国动员会锄奸部工作员、县特派员,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三十团二连指导员,中共晋察冀第四地委党校队长、第四军分区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三旅组织科副科长、随营学校党总支书记、工兵营政委、四纵队补训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六十四军补训师团政委,一九一师五七三团政委。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三团、五七二团政委,参加指挥了五次战役,后来任志愿军五十四军教导团政委,速成中学校长兼政委,回国后任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师政委,六十四军政治部主任、政委,辽宁省军区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政治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参加第十次党代表大会。

 

我的学生时代

 

一、入学读书

    我从9岁到15岁上学读书至高小肄业,这个时期,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难的时候,“先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军阀混战、九一八 事变、长城抗战、两广事变、何梅卖国协定、河北农民暴动、北京“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等。这每一桩政治事件,都撞击着我幼小的灵魂,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次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

   我读的书里,有中国的伟人孙中山,有不平等条约,有国耻日,也有一些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文。我喜欢读书,有《孟子见梁惠王》、诸葛亮的《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我还爱看《水浒》,也爱听表叔讲《聊斋》的故事。

   1931年,我考上了大王褥村高小,榜示第二十名,这年秋天正式上高小。

   9月18日,日军强占沈阳城,之后又侵占长春和哈尔滨。但学校里的老师只教书,不谈国事。10月初,保定的大中学生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大好河山,唤起全国民众抗战,并要求国民政府抗日。

   保定同仁中学有5名学生到我校演讲:日军强占我沈阳,炸我北大营和火药库,杀我同胞,烧我民房,还强奸妇女。东北军队有几十万,不战而退,使东北大好河山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同学们听了群情激愤,泣不成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战。同仁中学的同学们演讲完以后,唱起了歌:“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东北军队有几十万,恭恭敬敬退出了沈阳城”。

   大公报特号大字刊登了“华北危机”的消息。尔后,冀东被策划为伪自治区,成立了伪政府,又出了个何梅卖国协定。当时,我问一位老师:“这样的时局咋办?”他说:“青年人就是要好好读书,长大后再‘雪耻救国’。”这句话给我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读书救国,立志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不能当!虽然年少,但念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我想的最多是应当如何来尽责呢。

    这年冬,我患病达4个月之久,耽误了学习,就同家中商量,先到小学补习一年半载之后,再升学,家中同意了我的想法。

    1932年春,我又考入李亲顾高小。该校的教员大部分是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初中生是少数。学校的老师、教学设备和校舍环境比较好,教学质量也比较高。旧政府和李亲顾的绅士们,都很重视这所学校。

    在学校里,一到交学费和伙食费时,我的伤心泪就来了。我是学校的伙食长,负责收伙食费,每人每月一元钱。我家穷,总是迟交。一向家里要钱,家里就说,多少粮食才能换来一块钱啊!再说手里也没有钱,每次都是在我的苦苦哀求下,家里才给我凑上伙食费钱,而每个月到这个时期,我都免不了要伤心流泪。我的零花钱也很少,只有买笔墨的钱。李亲顾的学校要求买童子军服,春秋有蓝色的校服,夏天有白色的校服,我没钱买不起,我常常穿着自己家缝制的粗布衣服,因而受到个别师生的嘲笑。每当同学们去赶庙会、看戏时,有钱的学生买这买那,我只能饿着肚子……

    我上高小的第二年,校长的母亲死了。学校要求全校200多名学生都去参加吊唁,并要求学生一律穿校服,送挽幛,每一个学生交10个铜板。当时,我只交了钱,却没有校服穿。体育委员看到同学们都穿上了校服,惟有我一个人没有穿,就决定不让我去参加吊唁。那时,我十分生气,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学校的厨师高春堂对我说:“你不去也好!咱不给人家死人磕头拜魂,不是更好吗?”这样,我心里才得到了点安慰。

    学生念书没钱,也就没了地位。对此我愤愤不平 ,立志读好书,将来为穷人做点事。

 

 

  二、 赞长城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前夕,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张侵略,占领山海关,不断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的条件下,与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由于蒋介石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消灭中共当作首要任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抵抗,很快丧失了东北大好河山,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和影响下,国民党的部分爱国将领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抗日武装即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它是由原国民党旧部(冯玉祥部)、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察哈尔的地方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爱国官兵联合组成。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中共党员)任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在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下,抗日同盟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共产党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及工人农民纷纷加入,使部队由原来的数千人,很快发展到10万余人,形成了“长城抗战”的良好局势。我的家乡许多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也参加了抗日同盟军,他们是:河北省阜平县的杨耕田(抗战时期为晋察冀边区的农会主任)、李铁亚、王世易、以及定县中学生赵奎勋等等。

同年6月到7月,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英勇作战,连战皆捷,捷报飞传,先收复康保,再克宝昌、沽源,又克复多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察哈尔东北部的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境。全国各届爱国人士为之振奋,大快人心,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募捐、声援、物资支援活动高潮。全国爱国团体、爱国人士对同盟军的节节胜利纷纷致电表示热烈祝贺。

当时,我在河北省定县李亲顾高小读书,同盟军方振武的抗日部队由此经过,并有一个团住在我校。我校共有4节大院,7间大教室,300多学生的宿舍,加上教员的宿舍和校会议室,约有150间房子。大部分都腾出来给抗日部队住用。校领导邀请该团团长给同学们讲话,团长表示: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之时,冯玉祥总司令命令我们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我全团官兵将义无反顾,决战沙场。为收复祖国大好河山,为中华民族之存亡,全体将士要英勇战斗,血洒疆场,誓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国门之外!乔校长也当即表示:我们全校师生坚决拥护冯总司令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与日寇决战到底!并祝愿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听此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并纷纷自发主动为驻我校的方振武的抗日部队准备房舍、被褥、打扫卫生等。此后,校领导不断给我们宣传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敌,抵外侮,收失地,保卫我大好河山的动人事迹。我们校长天天在黑板上公布长城抗战的消息,《大公报》等主要报纸连续刊登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喜讯,使同学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有一次,从报纸上我们看到了冯玉祥部在喜峰口、九言山歼灭日军,胜利告捷,全国人民积极声援的喜讯后,我和学校20多名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利用镇上的集市宣传“长城抗战”,鼓动群众打日寇,把日军赶出中国去,并动员商户摊贩捐款,支援“长城抗战”。那时,镇上一个集日大约捐款10多元银币。我校师生也自发组织了捐款活动,我当时捐了50枚铜板,为抗战尽微薄之力。

然而,正在抗日同盟军连连取胜,准备挥师进军东北,收复失地的时候,蒋介石倒行逆施,逆潮流而动,连续电令,逼迫冯玉祥解散同盟军,并扣压军饷,断绝给养。同时增兵与日军夹击冯玉祥的抗日部队,使同盟军陷于重重困难,冯玉祥忍痛解散同盟军。而后吉鸿昌、方振武的抗日部队联合成立了抗日讨贼军,继续游击于长城内外,最终因日军与国军的重重夹击、寡不敌众而遭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特务击伤,由宪兵押往北平,在监狱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热忱和抗日决心。这首诗至今仍脍炙人口,它曾激励和鼓舞了无数的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投身于伟大的民族抗战的革命洪流之中,为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英勇战斗!

在抗日同盟军成立的前后,国民党腐败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同时,蒋介石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惜重兵,“围剿”红军。其积极打内战的反动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强烈谴责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为卖国政府,痛斥亲日派汪精卫、何为钦为大汉奸和大卖国贼!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可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多么得不得人心。

那时,我和同学对抗日同盟军的英勇抗日的精神十分敬佩,对它的失败以及吉鸿昌的牺牲都感到十分痛惜。血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卖国求荣,丧权辱国的反动本质,使人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民族的脊梁,民族的希望。

 

 

 

三、接受进步思想

 1931年前后,我家乡的共产党组织很活跃,学校里也有党的组织,而且国共两党都在这里开展工作,学校政治空气浓厚,政治斗争也尖锐。我所在的李亲顾学校教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学生的思想也最活跃。几任校长都是国民党党员,我就读时的校长乔志善也是国民党党员,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的国民党,是河北大学毕业生。他每周都要对学生进行训话、讲演,他的讲话很富有煽动性,他宣讲的都是孙中山怎样建立同盟会,怎样组织革命力量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等内容,歌颂国民党的过去,避而不谈国民党统治的现实,而且他还不断攻击贬低批判共产党。因为他的讲话不能正确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时代的现实问题,不能解答学生们的思想疑问,所以思想活跃的学生对他的讲话十分不感兴趣。他一经发现学校有赤色教员后,年底就予以解雇,学校教员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先后被其解雇的有:杨旭东、刘韵波等。尽管如此,他没有抓过人,对共产党也没有下过毒手。1931年冬天,师生们因对乔志善解聘教员的行为不满,在进步学生卜俊杰、李焕(后为昆明军区李克忠副政委)的发动下,以乔志善的经济问题为导火线,全校200余人集体罢课,学校门口和街道上贴满了“打倒乔志善”的醒目标语,这次学潮我们都参加了,声势浩大。最后政府出面干预了,责令全校停课,所有教员都被解聘回家了,学生放长假。学潮后乔志善也被贬职不当校长了。杨旭东支持学潮,因而被学校解雇了。当时学校里各种思想的斗争是激烈的,学生们经常私下议论国家大事,议论国民党和共产党。并不断向教员发问,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有的思想进步的教员含笑着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体会、自己思考、自己回答”,还有部分教员以“学生应以读书为本”来搪塞敷衍学生。更有甚者的是学校训务主任左之瑞,经常偷听学生们的谈话,搜集进步学生的言论,迫害进步学生。他在对我们学生训话时总带有恐吓的语气,说什么:“你们过去念的书是共产党的!小心赤化”等等。所以,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对他十分厌恶,并保持警惕。

 腐朽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真理的光芒是遮挡不了的。当时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学校党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校园里、教室里和学生的课桌里都出现了宣传单,主要内容是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屠杀共产党人,“围剿”红军,置我东北人民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于不顾,专打内战的腐败卖国反动罪行;歌颂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国共联合,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正确主张。同时学校里的书摊上也出现了许多进步书籍,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记》,以及《苏俄游记》和高尔基的著作。这些书有的通俗易懂,读起来妙趣横生,有的人名地名很长,读起来比较吃力,但我都坚持读完了这些书,收益匪浅。这些书都从不同角度启迪我,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扬善除恶。但给我启示最深的是《社会发展史》这本书,它是我班语文老师杨旭东特意从训育主任张凌霄那里借来的,并作为我班的语文讲义。它清晰地告诉了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必然趋势,使我懂得了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雇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懂得了奴隶、工人、农民是如何反剥削、反压迫的,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这为我今后走上革命的征途,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32年到1934年,国民党虽然实行白色恐怖,但是河北农村党的宣传工作却从来没有没有停止过。党组织先后发动了祁(安国县)、博(博野县)、蠡(蠡县)和完县五里岗、行唐县团山暴动。阜平县还建立了短期的苏维埃政府,有的地区党组织对敌斗争策略掌握得比较好,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党的力量。拥有10万人的阜平县就保留了共产党员700多人。当时,党组织活动的地方,主要是沙河流域、滹沱河两岸和敌人统治的薄弱山区、县界。

 我接触党的宣传是在庙会和看戏时,听党员登台讲演。他们当中,有安国县大伍女镇小学女教员张荣卿,还有两个晋县人,都姓刘。这些党员常在沙河以南活动。1933年冬,他们在大定村、柴里村利用唱戏的机会,登台演讲。有天晚上,戏台上正唱到高潮时,张荣卿他们由几个党员护送上台,并在戏台两边设了警卫,他们高声讲演:“同胞们、乡亲们,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三省,又占领了热河。国民党不抵抗日军,葬送了东北,又出卖了华北。他们不打日本帝国主义,反而打内战。我们的华北,是我们的家乡,随时有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危险。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共产党的主张。我们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全国的各党派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我国土。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劳苦群众求解放的,反对剥削,主张打土豪劣绅、分土地,也就是将土地分给农民,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建立最幸福美好的新社会”。

 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人的讲话,很受鼓舞,对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有所了解。令我特别敬佩的是,像小学女教员张荣卿等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冒着随时被敌人逮捕的危险,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勇敢地站起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动群众,团结抗战。这种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张荣卿是河北省定县南町(疃)人,家庭贫寒,其母亲以纺线挣钱,供她上学,使之毕业于定县女子师范学校。在旧社会,受封建思想影响,穷人没地位,女子更没地位,婚姻不自由。她毕业后在本村小学校当教员时,她母亲以120元银洋的身价,把她嫁给东湖村一个下中农出身的农民。婚后不让她教书,天天下地干活。区政府判她离婚后,才到大伍女镇当女子小学教员,以后又以130元银洋的身价同一个饭店老板的儿子结了婚。这个婆家是有名的“一窝兔”,为人狡猾。张荣卿上台讲演以后,党员的身份公开了。其婆家用铁镣锁住她,还强迫她带枷劳动。她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被折磨了一年,以后通过教育界人士活动,又离了婚,回到娘家。由于生活无着落,被迫又同外地人结了婚。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她已60岁,在无极县同一个70岁老农生活,无儿无女,苦命相依。我很同情她,她在我家住过3次,和我大姐关系甚好,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只听她们谈论农民翻身求解放、男女平等之类的话语。

后来我才知道,在大定村和她一起讲演的刘同志,是由我村党员凤春、小纸和荣山等五六个人将其护送上台的。他正在讲演时,突然该村保卫团的人上了台,将其逮捕,送到村公所,看管审讯。

 为了营救刘同志(党员),在大定村当雇工的我村党员马小驴,同该村一个姓刘的党员找到村长说:“咱弟兄们不错。咱村抓住了共产党员啊!大哥,共产党也有人啊!不如……交给兄弟,装上麻袋,投入沙河算了。”这个村长姓刘,点点头同意了。马小驴将刘同志送到村北放跑了。1979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同河北省定县的几位早期入党的老同志谈论过这段历史。

我的学生时代国家正处于风起云涌,民族危难,国弱民穷,动荡不安的贫弱时期。受党的宣传和各种进步思想的影响,我从小就对国事政事有兴趣。对于富国强兵的文章,我反复读,反复看,精神振奋,百看不厌。从而使我领悟到,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统治者的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对春秋战国时的联合抗秦很钦佩,对文天祥的正气很敬慕,对美国林肯解放黑奴的伟业很佩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热爱向往,对清政府丧权辱国很气愤,对中国大唐帝国之兴盛、清朝康熙时期之振兴颇为赞赏。

 对解放妇女、婚姻自由、男女平权、反对裹脚、兴办女子学校,颇为赞赏。尤其是帼国英雄太平天国的洪宣娇和清朝的秋瑾我十分敬佩。当时,我特别爱唱《自由结婚之歌》:“少年朋友听根由,婚姻大事不自由,婚姻大事靠爹娘,还有那算命的瞎说场……”这点点滴滴促进了我革命思想的逐渐形成。

 

 

   四 走向光明

 我校的学生党员赵志儒、张兆祥、王文祥是我很好的朋友。当时,我还没有入团,亦没有入党。他们十七八岁,比我高一年级,个高人俊学习好。他们节假日常邀请我出去玩,有时到小饭店吃饭,一起谈论国事。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不少事情,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以后,他们经常在同学们都入寝后,刻蜡板、写传单、集会,并让我帮他们放风站岗,搜集情况,散发传单。我们常常趁无人或人们不注意时,悄悄地把传单放到同学们的书桌里、宿舍的被褥下和衣柜里、街道的隐蔽处等,当看到人们在认真好奇地看阅传单时,心里感到十分高兴,觉得这些事情既有风险,又有意义。

 我的同桌叫赵际太,14岁。有一天晚自习时悄悄对我说,赵志儒是共产党员,学校里的传单是他散发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赵志儒。一天晚饭后,赵志儒邀请赵际太到学校前面的荷花池旁散步,质问赵际太:“你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我头上又没刻字?”张兆祥说:“你小子再胡说,这荷花池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赵际太被吓哭了。赵志儒接着说:“苏联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最幸福的国家,进行土地革命,将地主土地、寺庙土地分给农民。孙中山讲‘平均地权’没有实现,国民党也没有实现,但是共产党做到了。人民有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不受地主的压迫剥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不好吗?”赵际太连连说好。

 赵志儒,定县小召村人,1934年考入保定第六中学,1936年,他在保定上中学期间我们通过一次信。以后我俩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失去了联系。1983年,我从老同学朱福山(时任秦皇岛市公安局处长)那里得知,赵志儒1937年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获悉了王文祥1937年任我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八支队教导员,并同朱福山在一起工作等情况。我和赵志儒同志相处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在政治上对我的启发、关怀、信任和我们之间的友好情谊,是我终身难忘的,他是我革命启蒙时期的引路人。

 1934年冬的一天晚上我们自修时,和杨维新同学谈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问题。我们不解,既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国民党还打共产党,屠杀共产党员呢?我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在想国家的政治大事,却自己回答不了。这时,旁边有个同学叫彭承仁,他是地主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差,他大声叫喊:“乔校长,有共产党了!马英说共产党好。”这下引起了十几个同学对我的注视。我的好朋友高治才,拿起铁尺往桌子上一掷,说:“你彭承仁,欺负人,他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确实是孙中山讲的。你要欺负人,我揍你。”彭吓得再也不吱声了。一会儿,乔校长果然到教室视察来了。他环视了一下,看没有什么情况,就走了。一场虚惊着实让我捏了一把汗,这场祸端总算避免了。

 我的朋友高治才曾在冀中导报社工作,1942年日军发动冀中“五一”大扫荡时,不幸在南町(疃)惨案中被日本鬼子用瓦斯毒死。

 1935年寒假后,我失学了。本来还有半年就毕业,准备考中学。因第五学期有初中课程,书杂费较贵,家里负担不起,只好失学了。这使我很苦闷,我的前途,我的救国之志,何以实现,在农村又有何可为?我想,要是日本鬼子打到家乡来,我可不能当亡国奴。以前有杨旭东老师、赵志儒同学等人的开导,可是今后有何人来开导我呢?

 这年,我在家里不是喂牲口,就是下地干活,闷闷不乐,少言少语。

 1930年,我本家马清藻在我们村建立了组织,时有党员23人,我本家堂兄弟也有五六人入了党。马庆余就是其中一个,他是1934年入的党,一天他对我说:“这帮地主仗势欺人、压迫人、剥削人。这社会还有公理吗?有谁给咱穷人出气!”我说:“有!共产党啊!”他笑了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脱而出:“我在学校就知道了。”他又讲,你在李亲顾高小的情况,组织上是了解的。以后,他经常给我讲一些党的知识。1936年七月十五(阴历),天下着小雨。在沙河边,马庆余亲切地问我:“你想入党吗?”我点点头。他又郑重其事地跟我说:“党组织委派我告诉你,组织已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马济州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这事只有咱俩知道,决不能给家人、他人谈,要闷在胸,憋在肚。”我立即回答说:“行”。

 当时,我心中充满喜悦和自豪,光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从此,我告别了徘徊,踏上了党指引的光明革命征途。

 我这一生,走过了一条非常艰难、复杂、曲折、坎坷而漫长的征途。但,也是非常幸运的一生。

 我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民族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是党培育了我,是革命战争和部队建设锻炼了我、考验了我。使我在戎马生涯60余年之中,在政治思想上、组织领导上、作战工作上,逐步地得到了成长。回首我走过的战斗历程,使我深深感悟到——能在党的光光辉指引下,为真理而斗争,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我已是80岁的人了。我亲身体会到,我们党和人民为争取伟大的革命胜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使我常常魂牵梦绕,夜不能寐……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在中国反动派的屠刀下,我们有多少同胞,多少共产党、革命志士,多少战士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河水,映红了天。他们的白骨和战士们鲜血的土壤上开满了鲜花。然而,作为一个战争的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烈士们为人民的解放与顽敌浴血奋战、叱咤风云的英雄壮举;永远不会忘记成千上万的同胞们为国家的安危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能在我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沧桑之后,亲眼看到祖国盛世之年,香港、澳门回归,百年国耻雪,使我感到莫大的幸运和莫大的幸福。倘若殉难的同胞们、烈士们、战士们九泉有知,他们定会欣喜若狂,“顿时化作倾盆雨”的。

 

 

(节选自马瑛著作《征途》题目为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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